乌克兰危机：一场“假战争”及其影响的世界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2022年2月15日，随着俄罗斯国防部高调宣布撤回部分部署在俄乌边境、此前正在参与大规模军事演习的陆上部队，从2021年10月起持续至今的乌克兰东部危机，似乎呈现出了缓慢降温的趋势。至少，2008年夏季的“奥运战争”，不至于在又一次奥运会期间重演了。
但这场令全世界提心吊胆了三四个月的“假战争”，又远不止是单纯的虚张声势。从俄罗斯、美国总统到欧盟和乌克兰领导人，各方时而抱玉石俱焚的姿态、时而又流露出通情达理的“善意”，使东欧甚至整个世界在战争边缘持续游走，则多少暴露出过去30多年“帝国碎片”问题的悬而未决，以及整个欧洲的地理政治困境。对2022年的世界来说，警报还远未解除。
主笔 | 刘怡
无法愈合的“溃疡”
即使是在美苏“冷战”最剑拔弩张的年代，全球前两大拥核国家领导人在三个多星期里连续举行两次电话会议依然是极不寻常的事件。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以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更常见的紧急沟通渠道是所谓“热线”（Hotline）——两套通过跨大西洋海底光缆连接起来的加密通信系统。它们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各有一个终端，2007年之前使用电传打字机和文本传真进行联络，2007年之后则是卫星信号传输的电子邮件。和带有宣传色彩的电话联络相比，利用热线传递的文本信息往往具有更高等级的重要性：上世纪80年代，美苏两国领导人在讨论阿富汗、波兰、黎巴嫩等敏感地区的局势时，都曾经借助热线直接交换意见。
电话会议则显得稍有不同。除去交流信息这一最直接的功用外，它往往还包含另一层用意：通话两国彼此的盟友、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将迅速获知这一消息，继而做出公开或者秘密的回应。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2021年12月7日和12月31日发生在拜登与普京之间的这两次电话夜谈，本身就带有“唯恐天下不知”的意味。而从普京长期的外交政策助理、前俄罗斯驻美大使尤里·乌沙科夫（Yuri Ushakov）向媒体透露的信息看，推动两位总统频繁连续磋商的是2021年岁末重新升温的乌克兰危机。围绕这一问题，俄罗斯政府在12月15日提交了两份涉及己方立场的文件，美国与欧盟以及“北约”代表的一系列商讨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乌克兰问题成为美俄之间难解的悬案，始于2014年初春的克里米亚危机。在一场短促的军事冲突之后，克里米亚半岛宣布并入俄罗斯，同时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出现了两个由分离主义武装控制的独立政治实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NR）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NR），三者合计占据乌克兰7%的领土。由于整场危机已经在事实上发展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部战争，2014年9月5日，在德俄两国调停下，交战各方签署了实现临时停火、撤出外籍武装人员、承认分裂地区部分自治的《明斯克议定书》。
到了2015年2月12日，新的《第二阶段明斯克议定书》又规定撤出部署在双方实控线15公里范围内的重型武器，并允许顿巴斯的两个分离地区举行独立的地方选举。然而从那时起至今，交战各方违反议定书要求的行为从未真正停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0年初公布的一份报告估计，从2014年4月到2020年2月，整个顿巴斯地区丧生的各类武装人员和平民总数超过1.3万人（其中约1/4为平民），将近20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缺乏执行力的两份《明斯克议定书》，非但没能终止顿巴斯地区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反而使乌克兰问题就此成为美俄、美欧关系中经久难愈的“溃疡”。自2015年初春至今，将近7年时间里，国际社会见证了两届美国总统选举、一次乌克兰政权更迭以及一位德国资深总理的引退，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也始终未曾解除，然而对顿巴斯地区的局势恶化影响甚微。
反倒是这根已经燃烧起来的导火索，不时要制造出更多新是非：2021年9月下旬，乌克兰在其西部地区举行了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快速三叉戟”联合军事演习，接着数艘美国军舰进入黑海海域活动。俄罗斯方面随即指控称，乌克兰出动无人机空袭了位于顿巴斯地区的分裂主义武装控制区（此举违反《明斯克议定书》），并且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在东乌克兰方向发动大规模进攻。乌克兰政府则在11月13日和11月21日两次发表声明，指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顿巴斯以及白俄罗斯（位于乌克兰西北）三个方向上集结了大量武装部队，总数达17.5万人，装备有重型火炮和短程弹道导弹，预备“在2022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的某个时刻”采取“积极军事行动”，颠覆乌克兰现政权。
而“北约”和美国领导人就此做出的表态，随即成为俄罗斯启动近年来最具战略意义的外交接触的开端。在拜登于2021年12月7日的通话中做出邀请普京参加“北约”峰会，并和他本人单独会晤的承诺之后，12月15日，俄方正式向美国递交了两份涉及两国双边关系以及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安全关系的协议草案。根据12月17日俄外交部公布的协议文本，普京要求美方承诺“排除‘北约’组织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可能），拒绝接纳原为苏联一部分的国家加入该组织”，并相互担保不在“对各自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部署核武器、中短程陆基导弹以及常规武力。
而在12月31日两国领导人再度通话之后，俄方提出的条件，很快成为了2022年1月三次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上的焦点：从1月9日到13日，美俄两国副外长、俄罗斯与“北约”代表团以及欧洲安全合作组织（OSCE）连续在日内瓦和布鲁塞尔进行了三场对话，但最终未能达成真正有执行力的共识。乌克兰的“假战争”，调子遂被推得越来越高。
普京的大战略
对多数俄罗斯人来说，2022年的元旦是在不安和悲戚中到来的。新年之前两天，2021年12月30日，联邦统计局公布了本年11月份死于新冠肺炎的俄罗斯公民的确切数字：87527人，较10月增长16%。这是自全球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该国病殁人数最多的一个月，而从2020年春天至今，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俄罗斯公民的总数已经累积达到62.5万人（联邦统计局数据，滞后约一个月）。莫斯科国立大学人口统计学家薇拉·卡尔波娃（Vera Karpova）因此发出了忧虑的警告，她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由于老年人群更容易感染新冠肺炎，并发展成重症甚至去世，过去三年里俄罗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73.34周岁下滑到了70周岁以下，上一次出现类似的数字还是在2012年。换句话说，就人均预期寿命而言，我们倒退了整整10年。”
“大流行”开始之后，尽管俄罗斯并未曝出医疗系统陷入挤兑的新闻，克里姆林宫也及时出台了针对全体公民的免费疫苗接种计划，但受疫苗药剂和检测试剂盒产能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截止到2021年12月底，只有62%的俄罗斯人通过施打疫苗或者感染后康复获得了抗体。更有甚者，俄罗斯已然面临的劳动力短缺、就业市场萎靡不振等结构性经济问题，在疫情下被进一步放大。这一糟糕现象甚至引发了普京本人的高度关注，在2021年圣诞节前夕的年终新闻发布会上，他公开承认：“人均预期寿命不断下降和死亡率持续上升正在使我们面临的最严峻考验进一步恶化。”“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目前的1.46亿人口无疑是远远不够的。”
在莫斯科市立费拉托夫儿童临床医院的传染病患区，医护人员正在检查罹患新冠肺炎的低龄儿童的康复状况。受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在过去三年发生了大滑坡（人民视觉 供图）
与此同时，在2021年继续萎缩的俄罗斯GDP并未摆脱近年来持续走低的糟糕势头，而这一切恰恰始于那个诅咒般的2014年——全球油价大崩盘与欧美国家针对克里米亚战争的经济制裁几乎同时到来，对财政收入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构成了釜底抽薪式的打击。尽管在2018年，原材料市场的短暂春天使得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一度反弹到2.8%，但随后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再度重创了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变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全俄GDP规模由3.9万亿美元低速扩张到了4.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0.86%，甚至被摩尔多瓦这样的小国远远甩开。但在普京执政的前14年（自2000年起），这一数字曾经是惊人的9.8%！两相比照，反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现居柏林的俄裔资深记者列昂尼德·波希德斯基（Leonid Bershidsky）曾在莫斯科和基辅担任过多家新闻网站的主编，被视为英语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政治分析师。在他看来，普京时代的经济形势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出现的逆转，恰恰证明了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问题”从来无法摆脱地理政治的影响。波希德斯基通过邮件告诉本刊：“除去波罗的海三国外，大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在后‘冷战’时代既未能得到有价值的贸易协定，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安全保障。西方对它们的接纳仅仅是象征性的。”从1992年到2009年，进入俄罗斯市场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总和勉强达到了6200亿美元，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进入欧盟体系的原“华约”国家却得到了1.2万多亿美元，而它们的总人口刚及俄罗斯的60%。西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始终徘徊在莫斯科上空。
在诸种敌意昭彰的政策中，以“北约”东进的影响最为深远。波希德斯基指出：“甚至到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时为止，俄罗斯依然对主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抱有浓厚兴趣。但美国和西欧似乎从不欢迎来自莫斯科的一切，无论是它的军事力量、移民，还是企业。”1999年捷克、波兰、匈牙利（统称“维谢格拉德集团”）这三个前“华约”国家被“北约”正式接纳，意味着中欧已不再是俄罗斯西部安全的屏障，而成为了从战略上遏制莫斯科的桥头堡。到了2003至2005年，形势变得更加紧张：波罗的海三国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等四个前“华约”国家在同一年加入“北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则发生了亲西方的“颜色革命”。波希德斯基认为：“这种步步进逼的态势使普京认定，俄罗斯无法从它与西方的合作中受益。转向相反的战略于是成为必然。”
以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激烈批评为起点，俄罗斯重新回到了传统的地理政治路线。2008年和2014年，两场小型战争解除了格鲁吉亚、乌克兰这两个有意改换阵营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威胁俄罗斯西部安全的能力，也验证了俄罗斯陆上军事力量的复苏。随后的叙利亚内战期间，莫斯科以极少的直接投入换取了其在中近东地区影响力的显著上升，战略收益令全世界为之侧目。而在中亚和高加索方向上，俄罗斯通过组建“欧亚经济联盟”（EEU）这一新平台，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四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税、能源、移民等领域的政策与俄罗斯整合到一起，作为对冲欧盟经济影响力的替代选项。如同国际关系史学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所言：“随着时间推移，普京主义正在变得更加自信。他将进一步致力于消解乌克兰的敌对状况，并颠覆建立于后‘冷战’年代的东欧秩序。”
但这种基于权势斗争形成的新秩序，只有在其获得另一阵营的承认之后，才有可能稳定地维持下去。而莫斯科与“北约”和美国展开对等谈判的尝试，早在2008年就已经启动了：格鲁吉亚战争结束之后，为了反制“北约”布加勒斯特首脑峰会通过的宣言书（承诺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作为新成员），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布了一份新的《欧洲安全协议》草案，呼吁西方大国正视莫斯科的诉求、重构欧洲安保体系和地区冲突调停机制，但很快遭到拒绝。不过到了14年后的今天，莫斯科手中显然有了更多战略筹码，美欧关系以及“北约”的前途也因为特朗普时代遭遇的一系列波折，充满了不确定的变数。站在莫斯科的角度，在2022年重启美俄双边正式谈判，可谓“窗口”已至。
拜登的新课题
对2022年1月20日上任已满一周年的美国总统拜登来说，乌克兰危机是在一个相当尴尬的时间节点开始升温的。部分受2020年大选“后遗症”的影响，拜登从执政之初起，就致力于弥合民主党阵营内部进步主义者（沃伦派）、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派）以及温和派之间的分歧，以图形成府院一致的“致胜联盟”；尤其希望在总额高达1.75万亿美元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等重大问题上，求得以乔·曼钦（Joe Manchin）为首的稳健派参议员的支持。换言之，对拜登而言，内政问题在第一年任期中的重要性远远大过外交。偏偏这一布局未能收获预期的成效：2021年12月19日，曼钦公开表示，出于对通胀和债务问题的担忧，他本人不会支持刚刚在众议院涉险过关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而民主党及其盟友在参议院的席位数量与共和党恰好持平，只有在维持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加上担任议长的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一票，支出法案才能正式生效。曼钦在关键时刻“反水”，意味着整个法案必须重新经历漫长的修订和讨论，它在参议院的“过堂”也被迫推迟到2022年。
彭博社派驻莫斯科的资深政治记者亨利·迈尔（Henry Meyer）告诉本刊：“过去的一年里，拜登一直在用被动回应的方式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取更多周旋时间，但普京想要的是真正的让步和成文协议，这是美国领导人最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曼钦的“反水”以及中期选举的到来，意味着2022年对拜登政府依然是一个“内政之年”——从历次中选的结果看，外交事务对选民意向的影响微乎其微，关键“爆点”始终是国内政策问题。在2022年11月，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34个席位都将经历改选，而目前在任的25位民主党籍众议员以及1位参议员已经宣布退休，这意味着选战的激烈程度将是历届中选所未见的。在拜登被迫继续专注于国内事务之际，仓促接受俄罗斯提出的方案、或者做出让步显然都不是明智之举。
另一项变数则来自欧洲。尽管乌克兰问题自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一直被视为美俄博弈的关键，但真正与乌克兰在地理上邻接、承受了俄罗斯军事压力的却是欧盟以及“北约”中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欧盟延续了德国前领导人默克尔主张的维持现状、避免直接冲突的外交方针，在顿巴斯问题上坚守《明斯克议定书》框架，在“北约”和欧盟东扩问题上优先考虑南欧国家。然而随着默克尔在2021年岁末正式退休，欧盟内部的分歧正在公开化：波兰、匈牙利等“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极力强调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主张履行2008年《布加勒斯特宣言》的承诺，公开支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并在未来充当欧盟的东部屏障。而高度重视俄罗斯天然气输入，并且手握“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这一大悬案的柏林方面显然并不赞同如此激烈的意见。
俄罗斯方面在2021年12月15日提交的两份协议草案，希望获得的显然是最全面、也最充分的安全保障。在涉及俄美双边关系的文件中，莫斯科方面要求美国承诺终止“北约”东扩，拒绝接纳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进入该组织。美国目前设置在“北约”成员国（含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前欧洲“华约”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可以保留，但不得与其他尚未被“北约”接纳且曾为苏联一部分的国家开展新的双边军事合作，并应避免在彼此认为“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部署武装力量和武器。
作为对2018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的补偿，俄罗斯还呼吁双方“不得在本国领土之外，以及在其射程覆盖对方领土范围的本国领土区域内”部署中短程导弹；换言之，美军不得使用其在东欧的军事设施部署针对俄罗斯的陆基弹道导弹，双方也不应“在本国领土之外的任何地区部署核武器”。而在涉及“北约”的文件中，俄方除重申了对美国提出的要求外，还要求“拒绝在乌克兰领土以及东欧、外高加索和中亚其他国家进行任何军事活动”，并建立紧急磋商机制。
哈尔·布兰德斯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指出，克里姆林宫提出的一整套谈判条件，旨在永久性化解“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形成的外部安全压力，并使俄罗斯在东欧和高加索的传统影响力得以“合法化”。倘若美方接受该方案，则从华沙到莫斯科之间的广阔平原都将成为“芬兰化”的缓冲地带，势必令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感到不安全。但该方案也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俄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苏利文（Jake Sullivan）在12月17日接受采访时所言，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同样有自己的一份“关切清单”，双方并非全无接触的基础。
另一方面，莫斯科手握着一张美方不具备的底牌：它可以通过继续向乌克兰边境施加军事压力，迫使美国和“北约”坐到谈判桌前；而南奥塞梯（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的先例已经显示，美国并不倾向于对非本土军事冲突采取直接介入的模式。即使美、英、波兰等国从2022年1月开始已经在向乌克兰交付反坦克导弹、肩扛式对空导弹、反装甲弹药等轻型武器装备，并在“北约”框架下增派5000名美军士兵到德国和波兰，但规模显然都不足以应对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换言之，美方看似油盐不进、拒绝正面回应俄方提出的诉求，但在军事层面并未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而在莫斯科眼中，今日的乌克兰犹如“冷战”年代的西柏林，任何意义上的风吹草动都足以在西方造成巨大的舆论反响，继而“压榨”出某种台下安排。
美国地理政治咨询公司“战略远见”（Stratfor）负责欧亚事务的分析师马修·奥尔（Matthew Orr）通过邮件告诉本刊：“尽管我们尚无法完全排除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直接军事干预的风险，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依然是：普京以一种尺度‘适宜’的边境安全压力作为杠杆，迫使西方非正式地默认不会在短期内接纳乌克兰进入‘北约’，而回归到《明斯克议定书》框架，维持顿巴斯现状本来就是双方都能接受的底线。届时，只要分离主义武装不主动采取过激姿态，整个局势就是可控的。至于说服乌克兰政府的任务，则交给美国和欧盟去完成。”
而这恰恰是乌克兰政府最为恐惧的情形——将近八年的漫长冲突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无法容忍自己在一场“新慕尼黑会议”上，成为美俄达成新共识所需支付的“代价”。于是，从2022年1月开始，喜剧演员出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成为了整出大戏中最活跃的角色：他时而高调宣示，绝不会放弃已经载入乌克兰宪法的加入“北约”的诉求，时而拒绝批准前总统波罗申科出国避难，并且多次前往顿巴斯地区视察前线部队，显得坚毅至极。但在德国政府依旧态度保守的背景下，这样的“演出”宣传价值显然也远远大过实际作用。
到俄军部分撤出前夕，这场“假战争”已经完全变成了当事各方实施政治宣传、甚至增加竞选资源的夸张表演。每一方都可以自居为赢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获得了某些值得津津乐道的“资产”。只有顿巴斯漫长的流血仍在持续——在2022年的世界，东欧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地理政治黑洞，吞噬着金钱、鲜血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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